二人就那样熊抱着，走进帐篷，互相让座，几个回合后，左宗棠发现

二人就那样熊抱着，走进帐篷，互相让座，几个回合后，左宗棠发现如果他不先坐，那二人会一直让到明天天亮，于是索性坐下去。

曾国藩也一屁股坐下，开始交谈。

这种交谈据说持续了二十多天，左宗棠被曾国藩的热情感动得眼圈发红，双手直颤。

然而，二人的蜜月相当短暂，当曾国藩在设定围攻安庆的军事计划时，左宗棠马上露出不屑来。不过，他只是嘀咕了几句，并未奔放地发作，因为他还惦念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

他实在看不出曾国藩有什么伟大前途，按他智慧结晶的总结，曾国藩最高也就混个巡抚。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即使是曾国藩本人，也从未想过，他竟然能混到傲视江南的两江总督高位。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只有相信运气在人生中的巨大威力，才算是真正懂得何谓人生。

与生俱来的灵性和后天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运气比这些还要重要。曾国藩的运气就是太平天国高层在1860年年初的脑洞大开。

八个月前，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gān）从香港辗转来到南京，洪仁玕和洪秀全不同，二人都信奉上帝，但洪仁玕是标准的基督徒，曾在多名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习基督教教义。他是个很有灵性的人，不仅领悟了上帝的本意，而且还将其发扬到社会现实中去。

他一见到洪秀全，看到南京当时岌岌可危的模样，就大发感慨说，“这个上帝的国度竟然衰弱如此，上帝知道会垂泪的。”感慨之后就精神抖擞地拿出了他的计划：要想破南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

这个智取并非来源于上帝，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围魏救赵：先攻杭州，杭州是清政府财源之泉，清军必救，而解救的军队只有正在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军队必分兵去解救杭州，我们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清军可破，南京之围可解。

洪秀全听了这神出鬼没的计划，心花怒放。计划迅速被实施，这就是陈玉成兵团被慌张从小池驿召回的原因。

这个计划的诱人之处在于，清政府、包括曾国藩都不曾预见到，已经江河日下、守势多于攻势的太平天国竟会大举进攻，而且是最被清政府重视、防御最强的杭州。

1860年3月中旬，李秀成兵团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杭州城外围，浙江巡抚罗遵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向江南大营求救。江南大营总指挥和春果然中计，派出骁勇无比的悍将张玉良援杭。张玉良带走了江南大营最精锐的一支队伍，李秀成大喜过望，急速从杭州回兵南京，并会合陈玉成等太平天国将领，轻而易举地击破毫无抵抗能力的江南大营，和春仓皇出逃，太平军乘胜追击。

两江总督何桂清焦急如焚，何桂清才能有限，若在太平盛世，还能胜任总督之职，但乱世下，他只能靠运气。

命运之神并未眷顾他，江南大营的溃败，和春的逃跑，让他心里冰凉似水。太平军攻占丹阳时，何桂清一日向北京写数封求救信。他写的求救信越多，失守的城市就越多，苏州、无锡、常州等名城的败报一封接一封而来。

后来，何桂清已没有心情写求救信了，他开始不停地逃跑，最后逃到了海上。海上虽风波汹涌，但毕竟没有血肉横飞，何桂清终于过起了消停日子。

曾国藩却不消停起来。其实早在李秀成攻杭州外围时，曾国藩虽未对安庆发动攻势，却丝毫没闲着。咸丰得知太平军攻杭州城后，马上命令曾国藩和杨载福水陆东下，借此分散太平军对杭州的注意力。

曾国藩接到圣旨时，江南大营已被攻破，局势正在加速恶化。当咸丰又要他去救援苏州、常州等地时，这两座城池的城墙已插上了太平军的旗帜。咸丰的圣旨不停地到来，前一封要他去救无锡，后一封几乎追上了前一封，又要他去保卫杭州。雪片一样的圣旨，在曾国藩眼中除了浪费上乘纸张外，毫无他用。

他在当时刀兵四起、狼烟冲天的情况下，死死抱定自己的信念不放，那就是绝不放弃安庆，只要拿下安庆，一切困境皆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