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信内阁不会牵绊他后,王阳明又给当时的兵部尚书李承勋写了封信。王阳明为什么要给兵部尚书李承勋写信,需要稍作补充明帝国的上层政治情况。
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明帝国的政治领导层就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宦官,和汉唐的宦官不同,明帝国的宦官都有行政编制,派到各地的监军在行政级别上就是当地的军政二把手,宦官左右明帝国政局的事时常发生,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朱厚照时的“立皇帝”刘瑾就是典型。第二部分则是内阁大学士,注意,内阁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属于政府部门,它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团,所以他们和宦官构成了皇帝的内廷。第三部分则是外廷,代表部门就是大名鼎鼎的六部。
明帝国的皇帝们始终是在用内廷控制外廷,所以内廷凌驾于外廷之上。但外廷也不是吃素的,尤其是明帝国中期,内部盗匪和外部蒙古人的军事骚扰使得帝国的军事成为政治主题,于是,兵部尚书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起来。明帝国的兵部有不需通过吏部任用将军的权力,这个部门叫武选司,王阳明就曾在这个部门待过。
不但如此,兵部尚书还有一项特权:如果某地有叛乱,在内阁或是吏部任命该处巡抚时,他有给这位巡抚提督军务的权力。王阳明当初在江西南部剿匪,王琼就通过这一权力让王阳明提督军务。也就是说,兵部尚书对去有军警之地巡抚的人有监督权,兵部尚书和提督军务的巡抚如果合作无间,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当初王琼和王阳明的合作就是例子。反之,那将是糟糕透顶。
所以,王阳明必须给李承勋写信,要他在中央政府支持自己。李承勋明大义,又是王阳明的朋友,他让王阳明把心放在肚子里。他说,虽然我没有王琼那样的本事,但肯定竭尽全力支持你。
王阳明还是不太放心,他又写出第三封信,信的接收人是他的弟子黄绾。他提醒黄绾,也让黄绾提醒他在中央政府的弟子和崇拜者们,不要再拼命地推荐自己,一定要把王阳明这个人淡化,最好是让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忘记有个王阳明在广西剿匪的事。他对黄绾说:“我现在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广西,你们如果在中央政府总是谈到我,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安。他们也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广西来,到那时,我就不好做事了。”
他同时还叮嘱黄绾,举荐人一定要慎重,要多方考察。否则不但这个人会坏了事,你身为举荐人也脱不了干系。
他又谈到了一件往事,就是平定宁王后的赏赐问题。他说:“这件事过去七八年了,很多当时立下功劳的人等赏赐等得已近绝望。我一直想向中央政府提这件事,可这个时候提,有些人会认为我在要挟政府。所以,你们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应该把这件事当成重中之重。”
最后他要弟子们放心:“广西的叛乱头目不过是小疾病,比当年江西南部那些造反大佬们差远了,所以你们不必为我担心。你们要担心的是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这才是心腹之患。”
朝中高层的政治斗争不是黄绾和他的另一位身居高位的弟子方献夫能解决的,即使预防,二人都不能胜任。所以王阳明的这番训诫,不过是证明他深邃的眼光而已。
1527年最后的一个多月,王阳明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原因只有一个:他之前调集的湖广和福建、广东的部队没有到达。三处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们给出的借口都是一样的:正在集结军队,筹措军饷。
王阳明苦笑,连连发信催促。几支部队终于在1528年正月抵达梧州,而王阳明仍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思。
实际上,他心中早已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招抚。按他对王受和卢苏资料的了解,这两人武装暴动完全是政府官员逼出来的。而他们后来攻城略地,并没有独立的意思,只是想增加和政府谈判的筹码。
这是王阳明要解决的问题,他不想让对方的筹码变得有价值。所以刚过了元宵节,王阳明组织几万人的部队进驻南宁,就在南宁郊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场军事演习把王受和卢苏惊到了,他们急忙加紧战备,应对王阳明。
王阳明和他的指挥官们开会商议,有人说既然部队已来了,就应该打。王阳明却说,王受和卢苏的实力不可小觑,田州和思恩的防御都被他们加固,短时间内根本打不下来。用军事手段,耗费金钱不说,还会死成千上万的人,得不偿失。
有人想不到别的办法,这缘于他们的一根筋。在他们心中,对付少数民族的叛乱就应该用铁血手段,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是对牛弹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没有沟通的可行性。另外,部队已经集结,如果不打,那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啊。
王阳明说:“除了打,还有很好的方法,即招抚。”
广西的地方官们强烈反对,他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想法的不切实际。在姚镆灰头土脸地走人之前,曾招抚过王、卢二人,可两人开出的条件不可理喻。只要稍懂成本核算的人都知道,打比招更节省成本。
王阳明说,他们所以提出那些苛刻的条件是因为他们手中有筹码,姚镆和他们谈判时,手上没有军队,人家当然会狮子大开口。可现在我们大军云集,那场军事演习就是给他们看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实力,提示他们,我们是先礼后兵。
与会众人被王阳明说服,但他们口服心不服。尤其是湖广军队的指挥官们,他们千里奔波来到广西,目的是建立军功。如果王阳明招抚,那他们就是无功而返。他们决定从中作梗,让王阳明的招抚计划流产。